医者仁心2018

这部片子和前几天上的《漫漫寻子路》有点像，都是把一个极富戏剧冲突，极容易引发观众对现实讨论的题材作了反类型反戏剧的处理，显然，编导们不想把思考的深度停留在浅显的社会批判，正义必胜好人洗冤的故事虽然喜闻乐见，但那种廉价的胜利在现实世界中未免显得过于苍白，不知道这是不是这种中东欧国家电影的某种共识。

两处印象深刻的情节：第一处是主角Christian去检察机关陈述案情，连着陈述了三遍，原因是每个接待者都意识到自己无法处理这样重大的案件，于是只好找来自己的上级。其实这些公务员都明白主角要说的是什么事，也在内心里愿意帮助他（第一个公务员在第三次陈述时补充了两句，第二个公务员问主角要不要喝水），但是在体制的框定下，他们只能依照规定办事。

原本我以为这里是暗讽罗马尼亚政府系统的低效官僚，配合上这个故事本身的批判现实主义，但是看到结尾我觉得导演更想表达的是，尽管主角作为一个理想主义者为了自己心中所谓的信念的正义四处奔走，甚至付出沉重代价，可他的身边却没有人能够理解他的一片苦心，受害者的父母觉得打官司花钱费时间，媒体为了广告收益选择沉默，政府系统以一种让人无可辩驳的方式拒绝了主角伸张正义的请求，医疗系统内更是沆瀣一气。如果这个世界中的绝大多数人都已经将一种主角眼中的不合理视为理所应当，那么主角的坚持就会显得格格不入。

于是就有了片中的第二处让人印象深刻的情节，影片最后，主角在手术前一次次用稀释后的消毒液洗手，甚至细致到了强迫症的地步，这里与片头形成了呼应，但两次洗手，主角的心境却截然不同。在片尾，当主角选择不再追究消毒液公司，回到医院工作，与妻子重回于好，实际上就已经向世界宣告了自己的失败，他用自己曾经痛恨的洗手液肮脏了自己的双手，然后又用头顶渗出的鲜血告诉人们，他准备好了，他也将成为这个操蛋世界和操蛋人群中的一分子。他在故事前后的转变，其实就是在车上，消毒液公司老板所讲述的自身经历，又一个理想主义者被现实碾碎，屠龙者变为恶龙的故事。

我对片子里的几个场景印象深刻。

第一个场景：媒体办公室

男主在医疗系统内部求助无果后，转而希望利用媒体发声，在解释清楚事情过程后，记者要求拍摄一张他的照片，摄影师找来一件白大褂要求男主穿上，记者似乎觉得不够像，又在白大褂的前胸口袋里装了一支钢笔。实在令人觉得可笑，明明证据充足，足以说明事实，却不得不在镜头前继续“包装”，然而结果也不出意料的讽刺——受到媒体公司受到消毒液生产公司的赞助威胁而不得不放弃报道。

第二个场景：检察院

男主来到检察院举报，见到第一个检察官时，他将反复练习的举报事件缘由以及过程流畅而快速地讲述着，还未待他讲完，这位检察官似乎觉得此事不是自己能掌握的，便叫停男主，叫来了另一间办公室的同事。同事一听是关于医疗领域的，便直接回应说“这不归我们管，他应该找谁谁谁”，但在第一位检察官的建议下他还是决定从头听一听男主怎么说。于是，陈述从头开始，又被中断，第二位检察官建议叫来“老大”一起听。老大稳坐中间，两位检察官一左一右，于是陈述从头开始，然而男主却像忘词了一样，磕磕绊绊，终于痛哭，被请出了办公室。来来回回，反反复复，举报仍旧无果。

男主在检察院

这时候，我突然想起那个去世患者男孩父亲所说的，官司一打就好几年，我们还有一个孩子要抚养，实在拖不起。即便男主偷拿了与妻子共同储存的购房金以及母亲的“棺材本”，甚至离开家庭单独租房住，全身心投入调查，只为了完成这项检举。他和整个社会系统对抗几个回合，却屡屡碰壁，直到他已经无法从第三方叫停这个消毒液生产企业，他手揣利器，走向企业管理者。

也许因为紧张，他准备的利器还未拔出，却已扎伤了自己。那个原本的“敌人”，用熟练的手法帮他缠上绷带——原来他也曾是医生。

男主与企业管理者在车中

片子到这里，令人细思极恐。导演似乎想告诉我们，在那场公共灾难真正带来之前，也许有无数的医生为之呼号，但为何大家最终归于沉寂？恐怕这是一个“吃人”的系统吧，每一个高深呐喊的人都会被闭麦，甚至被迫成为“自己曾经憎恶的人”。

第三个场景：男主回归家庭

片中有不少画面是从男主坐在车内的视角拍摄的，从车内往车外看，远处有一个模糊的影子逐渐靠近，然后与男主产生互动。最后一次这种镜头，拍摄的便是男主与妻子重归于好，最终回归家庭，具体的画面是他远远看到妻子提着两个大购物袋走近，他下车走向妻子，帮她提起两个购物袋，两人一同向家走去。全程没有一句台词，只用这一个长镜头，便将男主的妥协与无奈展现得淋漓尽致。

影片有点被译名耽误，原片名是一句古英语——Thou Shalt Not Kill，是十诫中的第六诫：不可杀人。就算直译成“汝不可杀人”，大抵也比现在这个片名吸引人。

影片改编自2016年的罗马尼亚公共危机——医用消毒剂稀释丑闻。这部电影偏纪实风格，多次运用冗长的叙事镜头耗磨观众的耐心，同时也是为了堆砌窒息感，类似《艾达，怎么了？》，这种窒息感在警察署的那个十几分钟的长镜头里被推至顶峰：克里斯蒂安连续三次给不同级别的警察陈述事实，直到他忘词、崩溃、又哭又笑，一切演变成一场闹剧。

不同于多数揭露社会丑闻的影片中更常见的结局——涉事者伏法，重整相关职能机构，标志着xx体系建设的又一次进步和完善balabala……在这部影片的最后，原本一心只想揭露黑幕的外科医生克里斯蒂安，在经历过一次次令人窒息的碰壁后，最终选择了妥协：他收回了伸向消毒剂公司老板的手术刀，放弃向医保局、警察署或媒体递交他的调查材料，回归家庭、与妻子和好，和院长说我错了、我不再揭露什么黑幕了、我回来继续工作了。这样的结尾让人压抑绝望，却更加深沉有力，也提醒了我们，其实这种类型片并不一定需要大团圆结局，得不到回应的努力所引致的悲剧收场，更能让人警醒和思考。

影片最后一个镜头，是克里斯蒂安在手术前的例行洗手。水池前的他，一遍遍用头撞击消毒剂压泵直至额头出血，用那被稀释了十倍的劣质消毒剂反复并且逐渐疯狂地搓洗双手，最后带着哭腔回答护士：“我准备好了。”

他准备好什么了呢？用被稀释的消毒剂，来稀释自己的“医者仁心”吗？

这是一个逆行者逐渐被体制所侵蚀同化的故事。医者本是救死扶伤的神圣职业，在罗马尼亚的官—商—医利益捆绑的体制之下，却成为了被体制束缚的“杀人者”。而有人站出来，努力想通过一层层地壁垒将黑幕捅开，却没有意料到这幕实在太厚，厚到身边已经没有朋友与他并肩作战，大家都如同失去了自我一般只会说“与你无关”，最终沦为了黑幕下的又一个“行尸走肉”。电影虚构了这样一名仁心的年轻医生，通过大量长镜头、面部特写、频繁重复的对白和动作以及浓重令人窒息的喘息声，展现这位年轻医生以一己之力对抗整个制度的苍白与无力。长镜头烘托了一种对“希望”焦急没有耐心的等待，频繁重复的对白和动作就如同捅穿黑幕所做的徒劳的连续叩击，而喘息则更像是一种无力的狂怒和嗟叹。 本片源于真实故事，但不同的是真实的情况比这更糟糕，甚至都没有人敢于站出来为医者的初心而战。

两位主创在片尾彩蛋中解释，本片是根据罗马尼亚2015年“集体”俱乐部火灾后曝出的消毒剂丑闻，虚构出的一个医生。他们创作的目的，是去探索为什么问题早已存在，医疗体系内的人都心知肚明，却没有一个人站出来说出真相。因此主创虚构了这样一个善良的医生，讲述他如何走向了沉默。其实，我看片时的最大悬念在于医生到底能用什么神奇的招数撼动体制，解开这个死结，但最后希望还是落了空，不少中国观众也是失望了，我们可能更需要一个爽快的《我不是药神》。 中国观众另一个不满足的地方是，跟中国人一比，罗马尼亚人实诚得像一群孩子。他们说话不会躲闪，也没有潜台词，连恶人也是赤裸裸的，也不懂什么叫委婉，不会用“负增长”，不会用“救出10名被困者全部找到，9人无生命体征”。这不是艺术上的单纯，纪录片《集体》里同样如此单纯，如此赤裸裸。 本片也没有刻意强调做吹哨人的危险性。最大的危险不过是被同事孤立，被调离岗位，被体制忽视。没有暴力机关介入。这当然会让我们想起李医生和谭医生，也因此觉得罗马尼亚人太善良了。 主角在一个意外的时刻崩溃了，但也可以理解，崩溃可能会发生在任何时刻，意志随时可能被耗光。影片不断用长镜头让观众和主角一起感受漫长的孤独等待，穿越长长的办公楼走廊，在家里和老婆干瞪眼，观众的耐心也和主角一样被慢慢消磨殆尽。他倒在了卡夫卡城堡的门口，终究没能看到城堡里面，而守卫只是对他一遍遍重复说：请从头再说一遍。 同样根据这次消毒剂丑闻拍摄的纪录片《集体》，则比本片强悍有力得多，镜头跟拍了记者的调查，还像《大同》一样跟拍了官员（卫生部长）的日常，进入政治角力的核心，在我看来那就是城堡的内部。（强烈推荐这部纪录片，它获得了两项奥斯卡提名，也是对本片背景更好的延展，现实比故事更精彩！） 回到本片，它讲述平庸之恶的运作模式。主角直面了体制的虚伪，一层一层汇报负责的复杂官僚体制让人不再需要坦诚相见，让人躲在职业面具后面，杀人的重罪分解打碎成平庸的恶，主角触不到体制核心的人，只能触到体制的螺丝钉，最终心灰意冷，也只能当一颗螺丝钉。结尾长镜头，他愤怒地洗手，由于必须用头按压消毒液，看起来就像在给奸商和贪官们磕头，当然他和所有的螺丝钉包括那个消毒液工厂老板一样，内心是终究不得安宁的。

作者：虞晓

来源：全国艺术电影放映联盟

我们有多久没有在电影院线看过罗马尼亚电影了？

敲黑板！罗马尼亚导演加比·弗吉尼亚·萨尔加（Gabi Virginia Șarga）和加泰林·罗塔鲁（Cătălin Rotaru）拍摄的长片处女作《医者仁心》已在全国艺术电影放映联盟专线上映，这不啻是值得影迷们兴奋的好消息。

它意味着久负盛名的“罗马尼亚新浪潮”电影，终于登上国内艺术院线的银幕。

与当年戈达尔们在法国被命名的经历类似，“罗马尼亚新浪潮”是由电影节评委和媒体影评人共同加冕的“名号”。

它指代着这样一个现象，之前默默无闻的罗马尼亚电影自2004年以来成为了国际电影节上的“暴发户”——克里斯提·普优（《无医可靠》）、克里斯蒂安·蒙吉（《四月、三周、两天》）、 波蓝波宇（《布加勒斯特东12:08》）、克里斯蒂安·内梅斯库（《加州梦想》）等新生代电影人不断涌现，并持续在欧洲各大电影节收获着各种重要奖项。

《四月、三周、两天》剧照

“新浪潮”并不是有着明确的宣言和计划的电影运动，捧回戛纳电影节“金棕榈”奖的克里斯蒂安·蒙吉就认为，是一群“趣味和愿望相近”的年轻人，尝试着拍出更接近当下的生活节奏、看上去“更真实”的电影。

改变现实的力量必然会作用于表达现实的电影。

上世纪80年代末改变了罗马尼亚政治制度的“东欧剧变”，也在相当的程度上为今天的“新浪潮”塑了形。

克里斯蒂安·蒙吉

在国有制片体制被摧毁的产业“废墟”之上，依靠政府基金扶持的低成本预算拍片，催生了青年导演们一致的现实主义/极简主义美学风格。

“剧变”之前的社会主义历史，或隐或现，一直存在于“新浪潮”的叙事之中，从直接的揭露清算，到作为现实背景的批判性反思，对那段历史态度的微妙变化。

尤其是揭示其中“与官方叙述不同的面向”，建构出了一种意味悠长的，关于自身历史与现实的新表述。

《毕业会考》剧照

而此次公映的《医者仁心》对中国观众具有相当的亲和力。

它和近年来国内大热的职业剧《医者仁心》、电影《我不是药神》、《送你一朵小红花》、《滚蛋吧肿瘤君》等影视作品一样，在医院这个特殊的环境里，聚焦于医/患、生/死之间的矛盾与冲突。

如果说《我不是药神》等影片，是以类型叙事的方式，以“向死而生”的故事赞美着生命的价值与意义的话；《医者仁心》的情绪要低沉一些，它讲述了一起医院中本不应该发生的医疗事故。

布加勒斯特的儿科医生克里斯蒂安博士完成了一台手术，因为医院购买和使用不合格消毒剂，本应康复的小患者被细菌感染身亡。

出于医生的职业道德，克里斯蒂安要将伪劣产品逐出医院，却遭到了一连串的困境，最终屈从于现状。

影片中实际设置了双重的“死亡”，患者肉体的死亡和克里斯蒂安职业道德的死亡，信奉救死扶伤的医生为何成了默许杀人的帮凶？

通过这个“向生而死”的故事，影片讨论了罗马尼亚现实的社会问题。

应该说影片本来的直译名《不可杀人》（《Sa nu ucizi》）更具有冲击力，这是医生起码的职业道德，也是基督教世界中的“戒条”，它规定着人与人相处的世界中最基本的关系。

或者说，就是社会的公共道德，是所有社会成员必须遵守的行为准则和认同的基本价值观。

通过现实主义的手法，影片以类似“生活流”的叙事，再现了富于道德感的主人公如何在一个不道德的社会里处处碰壁的过程，并由此展现出诸多的现实社会面向。

《医者仁心》尖锐的批判性就表现在，一个医生职业道德的消亡史，其实是一个社会公共道德的消亡史。

影片中现实社会的不道德之处就在于，它无法实现个体/阶层之间有意义的对话，而不经过对话，就无法实现信息的传递和共识的达成。

克里斯蒂安在与每个人的对话中，都存在着不同的“错位”关系，要么被突然的打断、或者是教授的不由分说、或者是管理者的偷换概念（医院经理对他的提问，就是无法回答的悖论“电车难题”）。

在一次次徒劳的自说自话之后，克里斯蒂安哭笑交织，背得烂熟的陈述词再也说不出口。

也是这一刻，他一直固守/笃信的职业身份/道德价值开始崩塌和质疑。

价值标准的混乱、道德规范的失序和人生意义的迷失，导演借克里斯蒂安描绘了一张“现代性”带来的社会危机图。

它是罗马尼亚现实社会的隐喻，在经历了血腥和暴力“剧变”的之后，这个国家并没有像曾经被许诺的那样，变成一个“美丽的新世界”。

而“剧变”之前的历史，成为了现实社会“隐匿”的参照物，它浮现在医院同事伊莱的话语中。

当被质问为什么面对“恶行”要缄默不语，伊莱承认，自己没有切.格瓦拉的精神。

2005年克里斯提·普优导演《无医可靠》轰动了戛纳，他那种全新的电影语言，包括手持摄影、长镜头、自然光、“一天一夜”的集中叙事以及生活化的台词和表演等，成为了“新浪潮”电影拍摄的“语法”。

《医者仁心》也延续了这种现实主义/极简主义的镜头风格。

《无医可靠》剧照

值得一提的是，现实主义的镜语并不意味着冗长和拖沓，现实主义并不排斥戏剧性的冲突，无非是表现冲突所遵守的是现实逻辑。

对能接受意大利新现实主义和法国“新浪潮”的观众而言，《医者仁心》没有设置更高的观影门槛。

手持摄影也并不意味着粗糙，对场面调度精准的掌控，是本片的又一亮点。

无论是克里斯蒂安所处环境的逼仄，还是移动长镜头之后准确的对焦和蕴意丰富的构图，影片的影像在纪实性和戏剧性之间达成了高超的平衡。

观影的过程难免让人想起80年代的中国电影，也曾以“新民俗”的表达，“铁屋子”的寓言，以自我“东方化”的姿态去博取电影节的关注。

“罗马尼亚新浪潮”电影已经获得了世界性的声誉，但在本土市场票房尚不足5%的现实也让人隐忧。

依靠国家的扶持能走多远？孱弱的产业能支撑这股浪潮到多久？这些问题或许不只是罗马尼亚一个国家面对的难题，而是现实中整个欧洲艺术电影共同需要思考和解决的课题。

而唯一能让人放心的，仍然还是影片的艺术质量：无论是摧枯拉朽的情感张力，亦或是导演精妙细腻的人性洞察——这让影片在市场属性之外，真正具备了传世的价值。作为多年来少有的一部国内公映的罗马尼亚电影，艺术片影迷们，欢迎您到大银幕去感受一下。

他们说是罗国新浪潮什么什么，他们说是长镜手持什么什么。

他们是谁？是谁说的？

不要纠结，他们也是听来的。

他们是从谁处听来的？他们听的是谁说的？

—以上算是题记。

当年迷冬宝的时候学过一阵罗语。日常用语简单语法壹俩仨肆能听懂点儿的六万四千分之一瓶子水逛荡的那种。于是在被小饼干安利的时候（他还说是哥伦比亚的(･･;)）第一时间就买了最近一场的票。抱着我倒要听听你们怎么说pa！的无比端正的学习态度，坐进了包场的电影厅。

整片下来，几处字幕意译得有点过，浅浅直白地其实很符合角色性格，译者真是想太多，能被夸是看图作文小能手的水平。所以capra为什么要笑啊，虽然我也笑了，因为这个单词我学过，还背过capra calcă piatra, piatra crapă-n patru的绕口令（骄傲脸。

对脸盲患者也不太友好，所以主角最后一直跟的那个是制药公司的老总吧？好在我还认字。

长镜手持晕乎乎，背景音呼吸音超幻听，没地标把（即便是16年的）布加勒斯特拍成了八线小县城之类的我也不了解没什么资格评论。

所以我想说说剧情和感悟。

乍一看是发生问题时一群沉默的人和一个眼里不揉沙子的出头鸟；沉默的群体压制和单打独斗英雄的无力。我的感悟却是目的不明和方式方法选择错误的悲剧。

认真的护士长。大家都给了好评，为什么不能实事求是留着一个差评哪怕装作数据不那么假呢？用品的好差评和你有直接关系吗，我以为你的任务就是帮着收一下大家的调查问卷？如果你有义务上交全好评的评价而只有一个医生持反对态度其余人都配合你的情况下，你的解决方式就只能是推搡着让他就范硬刚着他必须按照你的想法写好评？不敢苟同。

无奈的教授。你也许技术精湛德高望重还慧眼识珠地发现并发展了主角的医学天赋，在技术上指点了他许多，但是做人和解决问题方面你只提供了斥责和回避，身为主角的直接上司，没有把能在本级化解的矛盾按住解决掉，而是把主角逼上了只能把问题往上捅的路子，把主动权亲手交给他人。考虑不周。

莫名其妙的经理。匆匆出现匆匆放狠话匆匆想把人开除。知道这是个烫手山芋，知道人家手里有自己把柄，不赶紧整S，还让人老实一点，咋这么天真呢？要么你就放了狠话之后跟上行动啊，要么你就哄着把毛捋顺别让他找茬啊，喊一嗓子然后逃了算是个怎么的处理方法？所谓的解释也是在事后激起了人家的逆反心理之后才来做，理解不能。

暂且跳过光环缠身的药厂老板和凡尔赛的房东以及奇奇怪怪的其他人。

有良心的主角。可惜他是个小儿科医生。不然我很想问问他那个经典的问题：如果你在急诊值班，同时来了不急救马上就会死的十恶不赦的罪犯和不算重但是也会死的老人（我瞎编的，不记得原来是啥了），你怎么选？因为我觉得主角站位确实不够高，眼光确实有点浅，最主要的是没有认清自己的目的也没有选择足够适合的方法。是啊，毕竟他是个生气到偷妈妈棺材本打老婆还离家出走的小可怜呢。

去说服死者家属其实很明智。人家的说辞是，1时间长，2花钱多所以算了。既然你都调查了辣么多医院，那你能不能找齐多个案例，有没有不在乎钱和不在乎时间的案例家属牵头打官司然后让其他人附议，或者你能不能编个美好的未来站在家属的角度说大公司大问题赔偿也会很多，不能让孩子这么冤，发动群众力量。但没有，我们的主角只在乎有没有人知道消毒液浓度不够，有没有人来改变这个事实。但对于很多人来说，只到这一步，不会太意识到这是个问题，或者说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没有发生在自己身上，这都不算事儿。身为专业人员的主角知道这很严重，他很自责，但他能说服的只有专业人士（显然最后也没有）但却不知道自己的优势是什么，自己能用又好用的武器在哪里，如何说服需要被说服的人。

去登报寻求曝光和舆论本来也是个好主意，但是其实媒体能报的都是上面的人想让你知道的，你看到的八卦也好内幕也好，都是经过相关权利审核过的，你以为的爆料都是上面默许的，没有利益冲突才会见光的。主角真的天真到可怕，这种人为什么会有媳妇儿！虽然和媳妇儿也不算三观合（小声）。说到曝光其实还有另外一种方法… 我感觉就是因为没有采用这片儿才能过审（以下略

当他笃定上上下下人都选择缄口是因为收了钱的时候我都惊了！你调查的时候找到证据了吗！？人家给你送钱了吗！？光头同事随口一说的谣言你就这么相信了吗！？你这个无根据的猜测会导致你其他的证据可信度直线下降的啊！背书背得那么流利，卡住还要从头开始，你不怕别人说你是受了指使来诬告的吗…！

揣把小刀就去尾随人家药厂老板了，真·心大，万一人家有保镖跟着呢；老板也心大，敢独自引他去旷野。好几次我以为他要开车怼上去然而没有。他能把人女儿（孙女？）怼进急救室然后术后感染死掉让高层意识到这是个事儿扩大影响力也算是大快人心了，然而没有。他承认人家成功，能在满城现代斯柯达雪铁龙中开奔驰，有幸福的家庭。人家传授他：闭嘴，做事，就能成功。他竟然还回去照做了。

老板的那句话我还是很满意的。什么也不做，只要聆听，但是不能提问，看着简单，其实是最困难的，代价超大。是的，超难的。听着不认同的话语却不能置喙，被洗脑，被麻痹，被强迫习以为常；不想同流合污，想挣脱，想回归本心。那么现在的困难是不是在忍辱负重，是不是在向上爬，是不是到了高处就能有决定权，是不是有希望。如果是，就忍着；如果不是，就再想办法。

嗯，有点大搜室井内味儿了。

所以消毒液被稀释，效果不达标，是不是事儿。绝对是，而且还是大事儿。那为什么主角接触到的人都试图大事化了，都仿佛事不关己，都似乎泯灭了人性根本不觉得这是个事儿还阻碍主角曝光。影片里，主角的目的是什么，是改变现状，不让更多病人因为消毒不合格而产生种种后果（耐药，过量用药乃至死亡）；诉求是什么，是换掉不合格的消毒液。但是，因为确实关联不到某些人，或者说，还没有实实在在地关系到某些人，他们还没有收到现状带来的不良后果，也没有意识到即便事情再这么发展下去自己会hold不住的严重性，一切尽在掌握，所以维持现状似乎最省力太平；但若是要进行改变，自顶向下，zf部门，医药大厂，基础医疗设施，全部动荡，对医疗业的不信任，对zf的怀疑，于他们自己，于民众，谁都没有好处。

经理说现在我们只是sw率高了一点，但大家至少有医生可看，如果全部停业消毒，那么本可以得到治疗的病患也会被放弃。虽然残忍，但却是事实。突然又想到往赈灾粮里掺沙子的和大人，也算是看透了人性和大局的异曲同工。

看到问题很关键，说出问题很勇敢，承认问题很大度，但解决问题，需要的却太多太多。有时候，别人沉默不是因为没有看到问题，只是没有更好的解决办法而束手无策或在静侯东风。聪明如你，为什么不想一个带着大家一起解决问题的好方法呢！把问题捅上去然后发现上面的人也解决不了反而恼羞成怒了，倒霉的又该是谁呢！

只要让他们知道，肯定就能得到改变。

他们是谁？

《医者仁心》是一本罗马尼亚电影，讲述了一名叫做克里斯蒂安的年轻外科医生揭发医疗系统黑幕的故事。电影的故事并不复杂，如果抛开男主角的精神视角来看，那只是一个个体对抗系统的常见主题，并且在讲述一个精彩的故事这点上，镜头显得略微拖沓，也没有足够的“奇观”来回报现代观众对于缓慢节奏的忍耐。但是影片的镜头语言非常克制，不使用背景音乐，尽量地不去剪切而使用长镜头，这在表达主人公的内心世界上起到了非常独特的作用。总的来说，在电影当中，导演几乎完整地呈现出了一个人的精神世界是如何遭受创伤、进入状态、也可以说是如何进入一种急性的解离状态，又如何从解离状态当中出来，重新整合，重新成为一个可以进行真正欲望的人、一个神经症水平的人的这样一个过程。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可以来解构主人公在电影中最表层的道德语境内的言行，并予以重新诠释，然后我们可以有另一种视角来理解主人公为什么要执着于揭露黑幕、为什么在最有可能成功之时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他是否真地要去杀人，以及最后结局的象征意义。

• 创伤环境

很多时候我们会误解创伤的本质。一个典型的观点是，我们会认为造成创伤的是严重的、威胁生命的外部事件。这样的观点让我们能够接受一个人在一场地震或者一场战争中遭受创伤，但是较为不可能在日常生活中遭受创伤。另一个典型的观点是，创伤和我们所具备的应对外界的能力有极大的关系，由此得出的一个结论是儿童更易遭受创伤，因为他们还没有具备应对生活挫折的各项能力，难以独自生存下来。当然这是合理的，不过这种观点也在暗示了我们对成年人创伤的某种忽视，因为从通俗意义的能力、现实适应性来看，一个“正常”的现代成年人已经具备了让自己生存下来的能力，因此更多人会易于接受成年人之所以产生创伤，是因为其在较弱小的童年甚至是婴幼儿时期遭受创伤的遗迹。这两种观点会彼此交织重叠，他们都有合理之处。如果我们采用美国自体心理学家科胡特以及英国精神分析师温尼科特对于环境及个体关系的论述视角，即个体作为一个独立的精神单元，在本质上是不可能从环境中脱离并独立存在的（科胡特称之为自体客体，温尼科特则称之为过渡性客体或者中间地带），那么存在于这两种观点背后的某种一致性，提示我们创伤意味着一种主体所存在其中的环境的性质。这个环境是冷漠的、无回应的（这里的用词并非选取它们在道德语境中的含义），ta不具备科胡特所称的“镜映自体”那样映照出主体的存在的性质，也不作为温尼科特所说的“自我——支持性”体验的来源。换一句话来说，影片中克里斯蒂安心身所处的环境，是一个试图取消他的作为主体而存在的环境，是一个试图占据完全异质的“他者”位置的这么一个环境。严重的天灾人祸，又或者远超个体能力范围的挫折，都可能让人感到世界的“陌生”和“不可理解”，随之而来的便是一切以意义与价值形态存在的存在本身的消亡。在影片中，这种环境对克里斯蒂安存在的取消，首先静默地发生在心理存在层面，而后蔓延到“现实性”的身体存在层面。我们可以从几个桥段来看到这种环境的本质。首先我们可以来看影片的一开头，克里斯蒂安因为质疑消毒剂功效，和护士长起了冲突。影片并没有呈现冲突的部分，而是以克里斯蒂安接受医院的处罚开篇。克里斯蒂安的同事试图劝慰他不要再做这种蠢事。在影片中，消毒剂事件象征的是潜意识中的禁忌内容，其中包含了欲望的满足以及与之伴随的罪恶感、内疚感。这个本应该在城市地下不为人知的下水道，不合时宜地出现在了意识层面，出现在了城市生活的地表。医院对克里斯蒂安的处罚，便是整一个医院系统对于这“城市下水道”的否认防御。与克里斯蒂安关系密切的光头同事，调侃自己“没有切格瓦拉精神”，也劝告他不要再参与这件事情。这种调侃，在弗洛伊德这里被称之为“幽默”的防御机制，是一种“现实适应性”比较好的防御方式；相较于否认，“幽默”并没有完全地把潜意识中的内容压抑得面目全非，而是用一种创造性的方式转化了这种压力。但在医院内，另一种态度是更为普遍的。一个典型，便是影片中当克里斯蒂安去调查自己去世病患的遗体相关记录时，与资料管理人员间发生的一段对话。工作人员并不着急着给克里斯蒂安调取资料，而是去上了一趟洗手间，然后一边翻阅资料，一边拉家常般询问自己经常上洗手间是不是前列腺有什么问题。当克里斯蒂安问对方为什么不去看看医生之后，这个工作人员警觉地立马回应到，自己有没有生病，为什要去看医生。这可以看做是一种不太成功的压抑，因为显然潜意识中焦虑的内容（前列腺疾病焦虑所象征的）已经突破进入到了前意识甚至意识（语言上的矛盾）层面，而这种简陋的否认防御意图完全抹去潜意识内容的痕迹，又或者完全地把它们改头换面。在这个否认行为之后，因为潜意识中的焦虑已然冲破防御，因此这个工作人员又采取了其他的行为进一步加强否认的效果。因此，在这一段尴尬的对话之后，随之而来的便是沉默，是浸润到工作中的沉默（或者我们可以称之为工作职责）。显然，运用另一种身份来进行否认，效果是更好的，对于潜意识之存在的隔离相较于“幽默”是更彻底的。这种方式也可以在其他同事身上看到。比如在影片的开场，另一位同事对于克里斯蒂安受惩罚的事情并没有一丁点儿的兴趣，工作后的疲惫和休息成为了最重要的事情。再比如，在科室每天早上进行的会议上，当克里斯蒂安“不合时宜”地提出消毒剂的问题，伴随的是其余同事的沉默，而蕴含于沉默中的是对于坚持工作流程的集体压力——每个人都有工作赋予的更重要的事情要做。

在同事之间，克里斯蒂安所象征的潜意识焦虑是被压抑甚至是隔离出去的。如果说这是一种阴性的、退缩性的反应，那么在克里斯蒂安位置之上，对于这种潜意识焦虑的压抑，则是以一种阳性的施虐性的方式出现。这种施虐性惩罚，从整体上来看是医院给予的处罚，当工作人员面无表情如机器一般飞速地宣读处罚决定，而克里斯蒂安只能回答而不能申辩的时候，这种施虐色彩的惩罚是很明显的。另外，克里斯蒂安的老师，也是他的顶头上司也是影片塑造的使用这一压抑方式的个人典型。当克里斯蒂安把消毒剂的化验结果告诉他，希望他能够建议管理层暂时关闭医院时，他的反应是对克里斯蒂安违反规定偷拿消毒剂出院而大发雷霆。显然克里斯蒂安并不是他口中可以“平起平坐”的学生，甚至不是“可以提问”的学生，而是只能听他训话的学生。这种把潜意识中的焦虑转化为对他人的施虐，在权力结构中是常见的。在影片中，这种压抑方式被成瘾式的使用，把克里斯蒂安、消毒剂问题以及他们象征的潜意识焦虑完全否认。在家庭生活中，克里斯蒂安的状况同样如此。他和母亲以及妻子住在一起，妻子和丈夫在同一家医院工作，是一名护士，而她最为担心的是克里斯蒂安会因为纠缠消毒剂问题而被医院开出，甚至自己也会受到牵连。她希望克里斯蒂安能够做羊群中的一只“羊”——这也是少有几处的“幽默”，而这个“幽默”在狭小的厨房中效果持续不到5秒钟，夫妻间又回到了剑拔弩张的状态。而母亲最担心的，则是旁人背后对自家的看法，因此夫妻间稍有点争执，就会出来阻止防止楼上楼下听到。总之，可以看到克里斯蒂安的工作以及生活环境，面对消毒剂问题引发的潜意识焦虑，都采取了试图完全否认的努力。仅存的几处“幽默”也如同那个狭小的厨房一样立刻被窒息。这从整体上构成了一个否认性的环境，而对于克里斯蒂安这样一个如同“苦行僧”一般坚持直视潜意识欲望冲突与伴随的焦虑的人来说，他在这个环境中便是透明的，是一种无法理解的存在。这构成了一个创伤的前置环境基础。可以说，造成创伤的最主要条件都已具备，只欠一个导火索。

• 创伤的形成

真正造成创伤的导火索，是克里斯蒂安病人的去世。他的一位病人在医院内因为感染而去世，让克里斯蒂安更为相信被稀释的消毒剂要为此负责。病人的死亡，让这种潜意识焦虑带来的压力变得更为严重，就如同那位光头同事所说的那样，全医院的人都知道消毒剂的问题，要负责任的是医院。因此，否认性的环境如果要继续维持对即将冲破防御的潜意识内容的彻底压抑——此时可能是潜意识中的罪恶感、以及对被特殊对待（宽恕）的期待之欲望——那就需要转换更多的攻击驱力。比如前面所说的领导以偷窃院内物品来威胁克里斯蒂安，而同事们都觉得他是一个疯子，谁又敢接近一个疯子呢？总之，这个升级了的否认机制，让克里斯蒂安成为了一个“不正常”的人，一个无法理解的疯狂的人，这样与之相对的另一面便可以暂时否认掉内在的潜意识之疯狂内容。而代价则是克里斯蒂安的创伤。因为病人去世而来的强烈的内疚感，这种内疚感却没有一个使其存在的环境——环境已经完全否认了这种潜意识焦虑——也就是环境无法镜映出这种强烈的感受，而主体无法在这种镜映关系中把这种强烈的感受整合进入统整的精神结构，那么就会产生创伤以及解离。精神分析理论称这一必要的过程为“哀悼”。如果缺乏这一过程，温尼科特描述婴儿则需要通过“瓦解”来保持自身的存在。也就是当绝对依赖的婴儿失去了母亲的自我——支持性功能，那么为了防止自身存在的“湮灭”，会主动采用一系列复杂的称之为“瓦解”防御。这种瓦解在成年人身上可能呈现为杀死自己，在婴儿身上则可能显现为混乱的躯体症状。温尼科特称“瓦解”是一种“混乱的活性产物”，通过看似破坏的方式，使得弥散的自体得以存在，因为这是婴儿“主动”制造出来的，因此“瓦解”本身便是自体的统整。这种“瓦解”同样可以看做是创伤中的解离，即人格中的某一部分被裂解了下来，这个部分碎片几乎完全和人格其余部分分离。以这种“精简”的人格碎片作为存在依凭——因为环境无法助其整合——重新组织起一部分功能，以防御温尼科特和科胡特所说的自体湮灭所带来的“无法描述的焦虑”。经历创伤的个体，当没有办法在安全的环境下获得存在感时，个体必须通过紧紧抓住某些人格（不论是基于语言的，还是基于身体的，如婴儿）碎片把自己组织起来。因此通常这种创伤解状态中，个体会产生注意力极度狭窄、意志行为僵化、情感淡漠的状况；而基于身体的“瓦解”则会表现出躯体症状。越接近早期的创伤，越需要以身体形式进行解离，比如一些人会只有在自残或者自虐当中才能感觉到自己真实活着的感觉，这同样涉及到解离。

在克里斯蒂安这里，其被裂解的部分主要是和他超我结构相关的内疚感、罪恶感以及惩罚冲动，因此其创伤解离状态基本围绕这部分，也主要以语言和意志行为的形态呈现。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在病人去世，特别是遭到病人家属的殴打之后，克里斯蒂安立刻陷入了一种几乎只能重复控诉的状态，此时他所做的所有事情都是为了揭露黑幕，嘴巴里反复的也就是那么几句控词。克里斯蒂安此时已经处于创伤状态，但是对于创伤干预一开始最重要的“无条件地接纳与陪伴”在克里斯蒂安这里是不存在的，因此他必须要依靠“瓦解”防御，来组织起自身的存在，这种“瓦解”防御便是他如走火入魔一般地试图揭露黑幕。这也导致了他离开了家庭，象征着现实空间中的存在开始被否认。

• 整合与杀人欲望

克莱因认为，在生命早期，小婴儿会使用分裂机制，也就是把经验到的感觉用二分法分为相反相依存的两种（一般称之为好与坏），以此避免经验之间彼此污染带来的死亡焦虑。这也透露了在创伤状态中（精神分析认为“出生”便是一切创伤和焦虑的原型）背后运作的一种规律，也就是通过把事物分成全好和全坏来组织自身的存在。在影片中，克里斯蒂安在几次投诉无门，甚至在联系媒体曝光也失败之后，相信很多人都能够和他一样有共同的体验，便是一种来源于环境的窒息感，以及对环境的憎恨。这便是体验到了克里斯蒂安的分裂机制：当他在之后前往检察院，走入前苏联式建筑，被安检人员仔仔细细检查了个遍的时候，当他穿过昏暗的走廊的时候，当坐在对面的检察官把材料丢在一旁，打开摄像机，面无表情并地让克里斯蒂安“开始说”的时候，相信我们都能够感觉到这种压抑的环境。这便是克莱因所称的诞生于分裂机制之下的“迫害性客体/环境”。而处于创伤中的解离自体之重新整合也发生在这里。检察院的这一桥段是电影的一个高潮部分。促使整合发生的契机，是克里斯蒂安面对三名不同的检察官，重复说了三次自己捻熟于胸的控词。当然这是表面现象，真正的原因是，虽然检察官并没有直接回应控词内容，但是显然他们是感到此事重大，即使他们不懂克里斯蒂安说的是什么，但是他们仍旧非常仔细地在听，当克里斯蒂安说不出来的时候，甚至还能够用那些专业名词来提醒他。换句话说，三位检察官只是在“听”，就形成了一个基本的镜映环境。容易让人困惑的是，当第三位检察官，也就是首席检察官到场，此刻是克里斯蒂安最有可能达成他的目标，也就是揭露黑幕的那一刻，他早就背过无数遍的控词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实际上，这暗示了在克里斯蒂安内在发生的整合过程。事实上，处于创伤、解离状态中的克里斯蒂安，并非出于内疚感、正义感而行动——这些都是神经症人格状态下基于欲望的主题，此时内疚感只像是克里斯蒂安不断重复的控词一样，是一种声音，而非具备象征含义的语言；克里斯蒂安的控诉行为，在最开始更像是一种下意识的重复反应，相较于有意义的控诉行为，反倒是和每个人都必须重复的“呼吸”更为接近；而在逐渐的整合过程中（克里斯蒂安离开了家，在外租住了一间房子，在签合同的时候盯着墙上的十字架痕迹出神，此时就已经在进行内在整合了），根据分裂机制，他越来越能够感觉到对于迫害性客体的憎恨，换句话说也就是越来越能够感觉到自己的攻击欲望。当然这种攻击性更像是一种疯狂的毁灭欲望，一种把迫害性客体完全摧毁的欲望，但总之此时他已经能够感觉到些许可称之为人的欲望了——在此之前，妻子想要和克里斯蒂安做爱，而他完全无法进行。直到首席检察官到场，如同克莱因所说的精神结构的发展过程，即从分裂机制为主的偏执分裂心位进展到了更为整合的抑郁心位，克里斯蒂安把内在的迫害性客体和自身（象征着迫害性客体的反面存在）整合在了一起。在这一刻，戏剧性的表现背后，是他能够经验到寻求公正的控诉欲望之外，同样来自于自身的残暴的攻击欲望。换句话说，克里斯蒂安此时意识到的是自己内心中的杀人欲望。克莱因提到，当婴儿从偏执分裂心位过度到抑郁心位时，如果迫害焦虑（也就是分裂机制的动力）过强，则可能引发婴儿潜意识幻想中异常强烈的杀死那个既好又坏的客体（通常是母亲，或者母亲的乳房）之欲望，随即为了防御这种“进步”的杀人欲望，婴儿可能会抑制进食，也就是停止吸吮母亲的营养。克里斯蒂安在首席检察官面前一句话也讲不出来，原因就在于他重新经历了从偏执分裂的解离状态，发展到抑郁心位的整合状态。正是能够真正体验到整合的欲望——在这里是“杀人欲望”——可以在道德语境中谈论的此刻，他的超我道德阻止了他，剩下的是掩面并体验着强烈内疚以及罪恶感。在这里，我们可以理解本片直译的名称《不可杀人》。

这种对基于欲望驱动的自我功能的抑制在生活中其实比我们想象的要更普遍，且并不一定伴随着强烈的情绪，而是表面上只呈现出一种功能的中断、注意力的中断。这同样和严厉的超我有关，印象中温尼科特和科胡特都对此做过临床工作和深入的分析。在这里先不继续展开。

• 阉割

这种杀人的欲望，同样是一种强烈的潜意识冲动，并且伴随着强烈的焦虑。克里斯蒂安努力保持对这种潜意识的直视。因此在检察院控诉之后，他怀揣着一把刀独自跟踪消毒液药厂的老板。经典的俄狄浦斯情结中，无法实现的弑父娶母欲望，是需要在位的父亲进行象征性地阉割才能够修通的。药厂老板很好地扮演了这个阉割的角色。在影片中，药厂老板早就发现自己被跟踪了，因此当他看到克里斯蒂安下车，一手插在口袋一边朝他走来的时候，可以猜想他完全清楚自己可能面对什么。如果药厂老板如同之前环境中的其他人一样，对于潜意识欲望的焦虑采取完全压抑以至于否认的防御，那么在一个可能要取他性命的人面前，潜意识欲望的压力会陡然增大，以至于他需要以更原始和激烈的方式去维持这种压抑（作为对照的即使克里斯蒂安的领导、老师）。换句话说，他会如同其他人一样，感知到克里斯蒂安是一个疯子，要不就是求饶，要不就是“反杀”。戏剧性的是，药厂老板是整一部影片当中，最能够担任起“父亲”，对克里斯蒂安进行象征性阉割的人物。他并没有成为欲望之贪婪，但是他明确回应，并且不可动摇地拒绝了克里斯蒂安的“杀人欲望”。同时他也接受了他，向试图杀掉自己的“儿子”坦然地去谈论自己抛弃了医生的职业，去做了更好的事情，并且以称得上全片最“幽默”的一个笑话来调侃自己所做的欲望与现实之道德选择——更好的事情是杀了他们。然后，他包扎了这个被自己阉割的人，并送他回家。

这可以算的上是一次成功的阉割，因为药厂老板还留给了克里斯蒂安“反击”自己的机会。当这个象征性的父亲邀请克里斯蒂安来自己的公司上班，也就是邀请克里斯蒂安认同自己，来以神经症症状为代价（失眠，因为压抑程度没有否认来的强烈，因此强烈的潜意识冲突转换为躯体症状），去处理现代社会中欲望与现实的冲突，克里斯蒂安最终拒绝对这个“父亲”的认同。这也就是结尾影片的另一处高潮部分，克里斯蒂安重新回归了现实生活，他回到妻子身边，重归日常，在工作当中向领导和同事道歉，并且不在追究黑幕。他虽然没有选择“发疯”，他同样也没有选择“生病”——不论是同事的否认防御，又或者是药厂老板的“失眠”——他选择的是在每一次术前洗手时，经历一次潜意识焦虑的折磨。这像是一种宗教仪式，一种自我受苦的意志，为的是保持清醒，因此不同于经典的强迫性洗手。如果说药厂老板是现代社会中成功建立成功的防御机制的典范，那么克里斯蒂安则显得非常古典。伴随着克里斯蒂安一次次用头猛烈撞击消毒液开关，就如同盗火的普罗米修斯，承受自身意志之命运，一次次忍受无尽的日常循环中老鹰啄食肝脏之苦，而电影的最后画面，是克里斯蒂安额头鲜血透过手术帽映衬出来，然后直视尽头回答道“我准备好了”。这种古典色彩的忍耐，显然是不合现代观众的胃口的，不过却和导演的镜头语言十分契合。另一部与其相似的影片，是波兰导演耶斯洛夫斯基的《杀人短片》，在其中实质上的两起杀人事件中，同样有着与本片类似的主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