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毅之旅

在十分困倦的状态下去看的电影。神奇的是，法语➕日语字幕的电影居然比英语➕日语字幕的电影好看懂，可能因为我是个听觉型人吧。完全听不懂的语言相反替我过滤掉了语言系统紊乱的风险。

不得不说，这个纪录电影的拍摄风格非常地贴近，这种拍摄手法也让本就很困的我有几次没忍住打了几个哈欠🥱

说回正题，这部纪录电影的拍摄方式没有太主观的介入，没有旁白引导，就是摄影机记录。其中有许多个空镜十分幽美，让人对巴黎心生向往。

塞纳河上一艘不动的船アダマン号是一个漂浮在巴黎之上的异托邦，时间与空间与外面不同的方式流动。我很喜欢有几个镜头拍摄河上其他的船前进，经过アダマン号附近，而アダマン号以自己独有的样子安然停在原地，这一切都再正常不过。

アダマン号是一个成年人精神疗养设施。在船上的人只是被纪录的对象，他们没有身份年龄姓名，只有他们自己的陈述。影片并没有告知我们谁是精神障碍者，谁医护人员，大家都在以自己的“正常”或是“异常”的方式，感知和描述着世界，以自己的方式存在着。

在镜头下大家似乎都兼有异常和正常的特质，让我想起最近大家经常说的的“精神状态很美丽”。“精神状态正常”本身就是一个很脆弱的伪命题。

我曾经看过一个分享，是一个曾经在精神病院接受治疗的女孩，她说一旦被家人放进精神病院，无论如何自证你都无法脱离医院，只有你的家属愿意认领你的时候你才能走出医院。

她的分享结合这部电影让我觉得我们对精神正常的定义本身就是一个很值得争论的东西。天才、疯子与哲学家，为什么不能是同一个人呢。

“你最害怕什么？” “我害怕人。人们通常会制造噪声，听到噪声我会吓得躲起来。”回答问题的，是个看上去并不大的男孩，他脖子上挂了一堆挂饰，有水晶，还有阻挡磁场的磁铁，可能他相信这些可以阻挡一部分侵扰。 塞纳河上有一个名叫“坚毅”的工作坊，出出进进的除了医生，就是精神病患者，他们会画画/弹琴/聊天，计划谈话会、一起做美食、一起售卖咖啡并算账。 每天清晨，工作坊的百叶窗被一扇一扇升起，“常驻民”们在这里开启新的一天的“工作”。 “地铁上的人会以异样的眼光看我们，可能因为我们有一张扭曲的脸。”“但是这里其实只是一群脆弱的人。”一位大叔说，他站在工作坊阳台上，阳台上满是鲜花绿植，阳光与微风里，塞纳河泛起涟漪。 “我想念朋友。”一位老奶奶说。 虽然在剧场里看的昏昏欲睡，但是还是记住了一些台词。

每个人都有病，只是正常人懂得隐藏。 希望大家都能更开心一点。

谁都首先会知道《坚毅之旅》是拍疯人的。任何自称进步的人都不可能不关心疯人——我们社会中最软弱、最可怖、又“最暴力地”不可沟通和不可理解的少数群体形象，当然，这说的其实是上个世纪西方的事。当时关于疯人的讨论促成了精神医学的改革（从脑前额叶切除手术和电击疗法的废除，到集中收治型大精神病院的关闭——也即“去机构化”，再到新一代抗精神病药物的普及），也推动了思想的进展（从精神分析经通过临床观察提出潜意识和普遍的心理结构，到结构主义与后结构主义思潮对主体、权力、管制与治理术的思考，在这一语境中疯癫所代表的非理性、非融洽之自我在文学、艺术和社会领域有着的解放性的力量）。

今日中国的城市经验中，疯子或者精神病患远谈不上随处可见（和其他各种少数者一样，我们往往只“感觉”到他们似乎存在着），据说他们要么呆在家里要么呆在他们该在的地方，就像动物要么在野外要么在动物园，现在兴许还能加上商场的室内动物园。很大程度上，我们观看与疯人有关的电影，提供的正是和动物园或商场儿童消费区的动物项目相当的娱乐体验，这享乐基于“借代”：被玩的是“自然（之物）”而非真正的野兽，就像我们看到的从来不是被关在疯人院的疯子，而是被关在制度中的公民或国民。

阿德蒙号（L’Adamant）是个特别的日托中心：它是一幢漂浮的房子。建在巴黎市中心的塞纳河上，它欢迎患有精神障碍的人，并为他们提供一个能在时空上塑造他们的照护框架，帮助他们与世界重新建立联系、重获些许动力。运营该中心的团队致力于抵抗精神病学的衰败和非人化。影片邀请我们登上这艘船，去见见那些病人和护理者以及他们创造出的日常生活。——菱形影业官网简介

以上影片介绍写得看似平实。实际上《坚毅之旅》的“阿德蒙（坚毅）号”代表着世界范围内最激进的社会实践之一。在精神病学领域，它背后的理念既不是以日本、中国为代表的仍以拘禁型疯人院为主的传统监护模式，也不是西方（包括法国在内）关闭疯人院后致精神科的人均床位数极少的去机构化和社区照护模式。

简单讲，它既不是动态zz，也不是全面yy。前者只是粗暴隔离只能让人病得更重，后者当然更人道——看似为小部分有特殊需求的人提供他们所需的即可，但实操中患者往往不能在他生活的社区得到及时且令人满意的援助或救治。

阿德蒙号的理念也不是两者的折衷，而是基于“机构心理疗法”（psychothérapie institutionnelle，这个名字听起来有点怪，因为他似乎和已被公认为非人道的“机构化”相抵牾，当然这一术语也有译为“体制/建制”疗法的，但还是得搞明白其中意涵）。它强调“人在世界之中”，精神疾病的产生有社会因素，那么让患者与社会网络隔绝必然不可取，相反，只有让患者重新活在社会之中事情才可能变好。但将患者完全放任在私人空间相当于是弃绝，机构心理疗法之“机构”就承担着这样一个重建外部关系的构成性角色，提供和社会打交道的坚实网络和支持，让机构中的人“社会地”生活，甚至自己开发出比现存社会“更社会”的社会——以“自创生”的新“机构/建制”取代既定的、僵死的社会建制。这“机构”和网络也就是影片中我们会看到精神病学家、护理人员、劳动者或勤杂工、各种工作坊、艺术家和阿德蒙号及其整个空间。当然还有病人，他们有自己的主见，选择自己想做的事，也可以分担很多工作，可以召开会议或在会议上提议、发言、讨论。

《微不足道》中的琳达(右)

在柏林的琳达(左)

拉博德诊所是什么？在英语世界中能找到最知名的文字无疑是这篇加塔利（Félix Guattari）的文章了。这位电影圈最爱哲人德勒兹最被忽视的好搭档，加塔利的正职是精神分析师和拉博德的员工，他和拉博德诊所的创始人、同时也是他的老师让·伍黑（Jean Oury）一样，在那里工作、生活直到死去。文中加塔利不仅介绍了拉博德，谈到实践中一些有意思的问题，比如病人和工作人员有没有可能打成一片，甚至医护和普通员工之间能否打成一片，还介绍了“机构疗法”这个概念和其背后的理论脉络，基本上你想知道上个世纪人们是如何通过精神病学的实践去思考差异和异质性、去构想人如何重新建立和世界的关系，完全就可以按图索骥。

而若要将这种“打破与连结”的革新“借代”入此时此地的诸种领域或我们自己的生活，那就留待各人思索和行动了。当然，我好像更多是在讲精神病学的事而不是电影，好像要把一些海外已经熟悉的东西告诉给不熟的那边，但并不是，听听小K在颁奖礼说的吧：“是什么让一部电影成为电影，而这些由电影业、学术界设置的无形参数绝不会给这部片子一分一毫的机会。”——也就是说，谁都没好到哪里去。

你真以为这是一部关于疯人的电影？“谁看谁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