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月几时有

1

电影第一部分，一群文化人和大学者，在香港当地游击队的帮助下，逃出了沦陷区。电影的最后，一个“自私自利“，为了房租连两块糕点都舍不得给人吃的姨太太，为了革命情报牺牲了。

在我看来，《明月几时有》和《色戒》其实没有巨大分裂。方姑娘只是王佳芝的变身，她的革命热情没有送掉自己的命，送掉的是她娘的命。

王佳芝投身“革命”，是因为那次舞台演出后的掌声，是邝裕民台下的一声呼喊，她乱世飘萍的身份需要抓住一丝存在感，用生命演出弄假成真的戏码。

方姑娘在营救茅盾的过程中被李二黑看中，入了坑。一部分是她文艺女青年的家国情怀，一部分是营救行动成功后带来的成就感。被霍建华拉入坑的春夏呢，一半是家恨，一半大概是霍建华的美色吧。

王佳芝的女性意识战胜了一切，爱也好欲也好，她用肉身和革命的洪流撞击，丢了命。温柔的男导演李安没有张爱玲那么cynic,结尾他让易先生流了泪。

许鞍华是女人。

看《明月几时有》，脑子里一直翻出《千言万语》里李丽珍的阿凤，为了爱情参加民运，最后逃不过被骗被玩弄。她从情人的车猛地跳下来。

女人没有文人温柔，女人不怕死。

2

李丽珍那年33岁，演少女还藏得住。可是周迅已经43了。

革命者需要年轻人来演，电影散场一直在脑补，这个角色是不是该找周冬雨（小周迅），又或者马思纯，更适合头脑发热的女文青形象？年轻人有热情有热血，说好听是理想主义，说难听是冲动任性没脑子。方姑的妈说，杀日本人的都是英雄豪杰，哪是你这样子的？

她说对了，真正的英雄豪杰，不是她女儿，是她自己。

叶德娴那句台词，不疼，没有第一胎疼，太催泪了。

每个母亲都是英雄豪杰，为女儿都不怕死。

母女两同提女主角的话，肯定叶德娴赢面大。

3

霍建华和彭于晏。

一阴一阳一文一武，一个搞特务一个打游击。

未必彭于晏演技好得多，两个人都恰到好处。霍建华不露声色脸（面瘫脸）也很符合角色的，并不出戏。

但彭于晏太占便宜了。李二黑就是武侠小说里的绿林好汉吧，空空儿精精儿，打不死星人，太浪漫太动人，简直是对“革命“的彻底洗白。

我们脑海里的“革命”不是早就被李安颠覆了吗，被王力宏和庹宗华们幻灭了么？许鞍华又把最初那个浪漫英雄找回来了。

所以，招募周迅入队伍那场戏，看起来一点不让人讨厌。

拉人家下水陪自己去做不要命的活，罪过啊罪过。可是他来做，随便换个姑娘大概也会同意吧。不是为情为爱，不是王佳芝对邝裕民的那点小心思。就是傻乎乎的那点理想主义。

但理想主义有用吗？英雄情结有用吗？亲娘都被自己连累死了。

死掉的又何止是叶德娴和春夏们。

抗战里的一个个游击队员，他们的生命是否真的在改变历史洪流？

那些成千上万的可歌可泣浪漫故事，对战争的大趋势到底有没有一丝作用？

和美军两颗原子弹相比，烈士的人命算什么？

看完《色戒》觉得，一切皆虚妄 。

可是这电影又在说，革命浪漫主义情怀就是，命其实不重要，做自认为正确的事才重要。

这个才是中国文人情怀吧，虽然这种情怀好像只在书里见过。

所以最喜欢的一句台词是彭于晏埋完汉奸的尸体说了句，

很快会见面的。

生死置之度外，文人最爱写的武侠风骨，都给李二黑一人了。

4

梁家辉的说书人，可以对应《千言万语》里的说书人。《明月几时有》是《千言万语》的姐妹。

想起了有趣的周边：内地出《千言万语》盗版DVD，居然自行把开篇那段讲香港民运的说书人戏减掉了。

盗版商真TM有觉悟...

5

有说结构烂的观众。蛮想问下，看不看卷轴画？

一边铺开一边观赏，看完前面看后面，前面的又卷起来了。

这电影就是卷轴画。

大文豪开篇，老出租车司机结束。

香港沦陷了，文豪逃得最快。

留下小百姓们抗日。

不想做英雄的母亲，为了想做英雄的女儿，成了烈士。

到最后，抗日英雄还在开着出租车。

许鞍华《明月几时有》上映后毁誉不一，但我觉得这个片子仍然非常可看。

《明月几时有》是一部主旋律的抗战片吗？是，又不是。尽管这部片子选择在香港回归20周年的2017年7月1日首映，显示出了它与政治、与那段特殊历史背景显而易见的密切联系。更深的层次，我觉得它是讲的是离乱之下人的风貌，当正常的生活秩序被战火摧毁、扰乱、击溃后，中国人的抉择与坚守，它是由一隅来见一种文化。

采用什么样的方式来楔入这段历史？许当然不会套用一个大陆抗战题材的常规讲法，她对那种粗粝的主流历史叙事，有着深刻的怀疑，也是她主动去回避的。有人说，许鞍华在这部电影中涉足了她不擅长的家国情怀，我觉得，说家是对的，而国在电影中只是一个模糊的政治伦理背景，并不是一个显性的诉求。

从结构上来说，她也没有采用好莱坞式那种强逻辑的方式来强化戏剧冲突：事件的关联性似有似无，人物的轨迹也是幽微而散淡，也正是这一点，成为了部分观影者最多诟病的一个方面。事实上，为了让这部影片有更多的中国文艺趣味，她采取了传统章回体小说中的“糖葫芦”式和“蛛网”式结构，当这种在《儒林外史》、《水浒传》中等章回体小说中习以为常的叙事模式，以电影的方式呈现出来的时候，中国观众居然十分的不适应。这么多年来，中国人经过好莱坞式电影结构的一再洗脑，已经对我们传统中的叙事模式变得如此生疏和难以接受了。

这部电影体现中国文艺趣味的地方还有很多，比方说，它由一个“说书人”的方式来串联整个故事，梁家辉扮演的老年彬仔，特别像是《桃花扇》中的老赞礼，又或者是电视剧《夜幕下的哈尔滨下》，甚至许鞍华之前导演的作品《黄金时代》的设置。在故事的讲述方式如此多样的当代，许仍然着意采用了这样一种古典的、传统的形式，可能是她是想传递一种“讲古”的味道——亲历者带领我们穿回时光的隧道，不仅仅是去求证那一段历史，更是触摸那个时代特有的温度与质感。正是这种“讲”，而不是“编”的感觉，使得故事的铺陈轻松散淡，随性而止。也许，在导演看来，讲述者的私人视角和个体情感的参与（电影快结束的时候，有一个许鞍华访谈的场景，大概这确实是素材采集的场景复现），具有后期文学创作无法企及的那种原始的生动性，所以，许鞍华在影像世界的建构中，力图从方式上去贴近它、还原它，而令人赞叹的是，梁家辉的表演如此的随心所欲不逾矩，每一个动作，每一个表情，都最大程度地还原了人物的神采，一个鲜活的个体的神采。

所以，我们看到，刘黑仔的故事，像是旧日的传奇，梁家辉扮演的老年彬仔说：“那个时候的我，特别神气”，许鞍华要捕捉的也是刘黑仔的这种“神气”。杀李灿森那场的“帽里藏刀”，路遇日本兵时演出的“运尸还乡”，特别像是从水浒传、七侠五义里蹦出的故事。而恰巧彭于晏的性格、气质特别贴合这个人物的设定。活力、轻松、爱说笑，“一个半茶果雇个当差的”的笑话，满是高中生钓女仔的套路。而游击队大闹汉奸悬赏宴后撤退的那场戏，一群人骑着自行车消失在月色下的街巷中，久石让的背景音乐随后响起，那种气氛是如此欢快、愉悦、振奋人心，是真正的“革命浪漫主义”。

而方兰母女俩的故事，又特别像是絮叨的家常：吃饭、聊天、穿衣，女儿嫌母亲自私、小气，母亲嫌女儿执拗、笨手笨脚。母亲还窥探女儿的恋爱，相约一起参加表姐的婚礼……隆隆炮火中，这样一对相依为命的母女，是这沉郁、压抑的世界中的最温柔的一抹亮色。干革命、杀日本人，这种壮烈的革命行为，女儿就像是背着家里人偷偷从事第二职业一样，它融入我们的日常，又具备了超脱的神圣性，它比那些空洞的口号，激烈的对抗，具有更动人的力量。方母愿意冒着生死之险，去完成本不属于她的情报工作，最开始完全是出于朴素的舐犊之情，他不愿女儿太累、太辛苦，愿意去分担女儿的工作，同时，他对女儿的这种爱，还转化到对革命同行者的关怀和照顾，这是一种普适的母性。监狱中，方母揽着两个年轻的女孩子抱头痛哭，这一刻，她拥有了全人类母亲的共性，笼罩着无上的光辉。

许鞍华的很多部电影，“母亲”都是至关重要的角色，也往往是最为出彩的角色。《女人四十》、《天水围的日与夜》、《桃姐》（桃姐的身份代替了母亲）……许鞍华看到并理解母亲的市侩、俗气，她更知道母亲的伟大和值得赞美。战乱中，方母宁愿以地瓜、南瓜度日，也不愿意去向儿子和大房低头，恪守着一个中国人的最看重的尊严和脸面。所以，我们可以理解，方母最后面对严刑拷打，面对死亡，她仍然坚守了承诺，最后甚至因为手臂无力无法挖坑，对帮助自己的狱友感到愧疚。一个中国人日常中的坚守的道德和边界，是如此令人慨叹。

表姐婚礼那场戏，几乎与叙事主干毫无关联，导演却拍得浓墨重彩、云蒸霞蔚，许鞍华在自己构建的影像里，重溯了香港一代人的记忆：战争前后婚礼习俗的变化，伴奏的粤港民乐，三书六礼的讲究，找不到一副体面餐具的窘境……还有疍家女的装束、港湾上漂浮的渔船，翩跹的白鹭，这些琐碎的细节，具有某种文献性，它承载了香港这个弹丸之地最细密的针脚和最真切的生活质感。剧中多个人物，多次提到的“这是什么时势”，通过这种日常性的前后对比，导演向我们展示，战争的残忍，不仅是同胞的被屠戮，国土的被践踏，更是我们再熟识不过的“日常性”已经被战火冲击得溃不成军。

不仅是同胞，就是镜头下的对立者，许鞍华也是力图再现他们的 “日常性”。大佐与锦荣心心相惜，谈诗论文；军官们在酒吧里寂寞而恣意的调笑；胖士兵欢乐地享受着面包的美味；日方驻地里，军人们在夜晚的阳台上的喝酒、唱歌、聊天的身影……许鞍华不会为了戏剧化的需要，去做简单的标签化，对于她来说，人的真实状态才是最重要的，无论是正义的一方，还是邪恶的一方。

关于电影名字《明月几时有》之所指，许鞍华在见面会上解释了她的一种“明月”：明月是山水星辰，是鸟语虫鸣，是再见时家人相聚、恋人相拥，是最平凡的生活，而至于“几时有”，只是因为不得不去守护平凡的生活。这种明月，也就是杜甫诗里的：“何时倚虚幌，双照泪痕干”。也是京剧《大保国》里杨波唱的，战争中人们所失去的那些：

只杀得有田有马无人耕地，

只杀得经商店旅买卖稀。

只杀得妻寻夫来兄找弟，

只杀得父在东来子在西。

决定我们和定义我们的究竟是什么？我们必定是来源于日常又复位于日常。而战争，无疑是对我们日常性的最大摧毁。

大佐问锦荣“几”与“何”的问题。可惜历史并不是非平即仄，也不是这样一道几何题：在家国面与个体面之间填上日常细节与私人温情的辅助线就能得解。

许鞍华试图聆听战火中的个体声音，进而复现家国史中的私人史，大画面里的小细节，意图与努力都看得见，然而在执行层面却困难重重。演员不在一个层次上演戏，观众的情感进进出出无法完全投入。由于剧本本身的局限（见//m.douban.com/movie/review/8643107/）和或许存在的剪辑问题，多数人物流于脸谱化。虽然终于不是“手撕鬼子”大义凛然的脸谱了，但“先让英雄救猫咪”有时候也难免露出套路。结构和节奏的问题很多人都谈过了（也不乏辩护者），这里只写几个感受到用心的有趣细节：

一、

方姑两次朗诵或默诵茅盾的《黄昏》都以“风带着夕阳的宣言走了”开始：

風帶著夕陽的宣言走了。

　 像忽然熔化了似的，海的無數跳躍著的金眼睛攤平為暗綠的大面孔。

　　遠處有悲壯的笳聲。

　　夜的黑幕沉重地將落未落。

　　不知到什么地方去過一次的風，忽然又回來了；這回是打著鼓似的：勃侖侖，勃侖侖！不，不單是風，有雷！風挾著雷聲！

　　海又動蕩，波浪跳起來，轟！轟！

　　在夜的海上，大風雨來了！

在影片中这段先渲染“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又点缀风雨飘摇之悲与逐渐浮显的革命冲动与朦胧希望。然而这其实是茅盾原文的末尾，前文太阳的热血宣言被省略了，“被风带走了”：

哦，哦！我已經盡了今天的歷史的使命，我已經走完了今天的路程了！現在，現在，是我的休息時間到了，是我的死期到了！哦，哦！卻也是我的新生气快開始了！明天，從海的那一頭，我將威武地升起來，給你們光明，給你們溫暖，給你們快樂！

影片中的人们等待的却并非是这高呼的太阳及其绝对的光明，而是“明月”的温柔救赎。这是许鞍华以香港视角对中国革命叙事的回应。影片中的“抗日”并非以家国为感召，而是以素朴的个人情感：爱、恨、恐惧与这些情感的共享为起点。说如何“恨日本人”却不必说如何“爱中国”甚至“爱香港”。茅盾的文学魅力于香港文艺女青年也是感官式的而非国族寓言式的。游击队员白日撑起突黑伞，面上带着预备就义的肃穆神色引知识分子过关，本来是很突兀不可信的（这种举动不是更容易遭来盘查？），但联系香港近年本土运动的语境，好像也不是那么难解了。若说真要以战争叙事呼唤某种“认同”，恐怕不是或至少不仅是许多人嘲讽的“献礼”的无奈甚至谄媚。这其中或许蕴含着某种不以本土立场为执念的本土性。

二、

方姑为了参加婚礼穿了旗袍做了妆发，拎上白色小坤包，却在赴宴前先去与未谋面的同志会合，光彩而雀跃地迎接她的革命初登场。再残酷的革命都有喜气的那一面。

三、

锦荣虽是国文老师，服装与饮食习惯都是西式的，带出香港的殖民前史。刚出场就大谈“法式焗蜗牛”，给大佐烤的羊小排似乎也是西洋口味。他给方姑的生日蛋糕与刘黑仔的眉豆米粿形成对比，前者方姑没来得及动口，后者则与刘分食，成为进入地下工作的味觉盟誓。

最喜欢的还是黑暗中方姑和母亲餐桌上那一盘金瓜。日常的贫瘠与丰饶都在其中。

四、

方母在阳台上久等方姑不至。镜头随她转回室内，带过角落的盆栽开了红花。

这是很骄傲的，一个人的从容。